土木堡之变后，最荒诞的一幕很快出现了：瓦剌也先一度急着把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送回来股票里怎么用杠杆，明朝这边却并不积极，甚至处处提防。
1449年，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撺掇下亲征瓦剌。按朝廷原来的设想，这是一场“天子出马、边军跟进”的震慑战。结果一路指挥混乱，军队拖着大批辎重来回折腾，最后在土木堡被瓦剌骑兵截住，明军主力几乎打光，英宗本人也成了俘虏。
这一下，明朝最难堪的事，不是丢了一场仗，而是把皇帝丢了。
也先抓住英宗后，第一反应不是杀，而是留。
原因很简单：活皇帝比死皇帝值钱。死了，最多是羞辱明朝一下；活着，就能拿来要价，拿来逼和，拿来开城，拿来压朝廷低头。
也先当时算盘打得很精：你们皇帝在我手里，北京总得慌吧，群臣总得乱吧，城门总得开吧。
可北京没有按他的想法走。
土木堡的消息传回后，京城确实先乱了一阵。可真正掌局的人很快站出来了。孙太后要稳住局面，于谦更直接，他看得非常清楚：皇帝已经丢了，眼下最要紧的不是围着这个人转，而是先保住北京，先保住朝廷，先保住大明这个架子不散。
朝会上有人主张南迁，于谦一句话顶了回去：“京师，天下根本。”
这意思很明白：城不能丢，朝廷不能跑。你要是一边喊着迎皇帝，一边把北京让了，那才是真完了。
接下来，北京朝廷做了一件极关键的事：拥立郕王朱祁钰即位，是为明代宗；而被俘的朱祁镇，则改称太上皇。
这一步一走，局势就彻底变了。
如果没有朱祁钰即位，那英宗还是唯一皇帝，朝廷再难也得想办法把他救回来。可一旦朱祁钰登基，明朝就出现了两个层次的合法性：一个是被俘的旧皇帝，一个是在位的新皇帝。这个时候，英宗就不只是“失陷在外的天子”，还是一颗随时可能把朝堂炸开的雷。
也先很快发现，北京并没有因为皇帝被俘就跪下来。
他挟着英宗到城下，想逼守军让步。按常理说，城头看见自家皇帝，怎么也该犹豫一下。
可于谦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守城照旧，调兵照旧，命令照旧。
也先越是把英宗推到前面，北京越不能退。因为你只要退一步，就等于告诉敌人：抓住皇帝，就是抓住了大明命门。
于谦不能让这种事成立。
所以，从那一刻起，北京朝廷对“迎回英宗”这件事，态度就只能冷处理。不是他们不认英宗，也不是他们对旧主无情，而是敌人手里攥着皇帝，你越表现得急，敌人越知道这张牌值钱。
朝廷如果真按也先的节奏跑，后面就别想自己做主了。
更麻烦的，还不是外敌，而是内部。
朱祁钰一旦坐上皇位，他就不再只是朱祁镇的弟弟，而是大明皇帝。皇帝这个位置，不是临时帮忙坐两天。礼法、百官、诏令、军权、名义，全都要围着他重新运转。到了这一步，让朱祁钰主动把位置还回去，几乎不可能。
不是他单纯舍不得，而是他不敢。
你今天退了位，明天怎么办？拥立你的大臣怎么办？支持你的班底怎么办？英宗回来后，会不会翻旧账？会不会重新洗牌？自己还能不能安稳活着？这根本不是一句“兄弟之间讲感情”能解决的事。
皇位这种东西，一旦坐上去，就没人愿意下来；更要命的是，也没人敢下来。
所以，土木堡之后朝廷对英宗回归的戒备，不只是于谦的国家理性，也是朱祁钰这个在位皇帝的本能反应。
这时再看也先，事情就更讽刺了。
他最初以为抓住英宗，是捏住了大明七寸。后来却发现，这张牌没那么好用。北京没开城，朝廷没散架，朱祁钰还坐稳了皇位。英宗在他手里，越来越不像一张王牌，反倒像个包袱。继续扣着，吃喝看守都要成本；拿去逼明朝，明朝又不肯照着办。
那怎么办？
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把英宗送回去。
不是讲义气，也不是良心发现，而是想把这颗雷重新塞回明朝内部。你们不是已经换了皇帝吗？那我把旧皇帝还给你，看你们怎么摆。外面打不乱你，里面总能乱吧。
从这个角度说，“敌人想拼命送还皇帝，自己人却百般阻挠”，一点都不夸张。也先确实想把英宗这张牌打回去继续搅局，而北京朝廷也确实不愿按他的路数接招。不是不想让英宗回来，而是不想让他在瓦剌设计好的时机、以瓦剌设定好的方式回来。
后来，英宗还是回来了。
1450年，朱祁镇被放还明朝。可他一进国门，并没有恢复旧位，也没有出现什么兄弟抱头痛哭、上下皆大欢喜的场面。相反，他很快被安置在南宫，实际上处于幽禁状态。
这就把当初那层窗户纸彻底捅破了。
朝廷担心的从来不是多余的。英宗一回来，两个皇帝的问题立刻变成现实：一个做过皇帝，现在还活着；一个正在做皇帝，不可能让位。表面上，兄弟都在宫里；实际上股票里怎么用杠杆，谁都不能放心。最后，果然又闹出夺门之变，英宗重新登基，代宗那一朝被整个翻了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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